1959年5月的一个傍晚，湘江两岸的暮色渐渐浓重，湖南省交际处的后台却依旧灯火辉煌。那时，一群年轻演员正围绕着一面铜镜，反复调整着自己的头饰。年仅十六岁的左大玢拢着水袖，心中忐忑不安。今晚，观众席上坐着不少重要的首长，但她却不知道最中央那一位到底是谁。
随着锣鼓声的响起，《生死牌》的演出正式开始。前两折进行得十分顺利，但到了第三折，左大玢一登场，余光扫过台下正中央的那道高大身影，突然间嗓子紧绷，台词卡在喉咙里，怎么也说不出口。她结巴了三次，心中焦急万分。台下的掌声却越发热烈，幕布落下时，她几乎是跑着冲下了舞台。
师傅谭君实迎面走来，严厉地拦住了她：“又忘词了？练功时的那股狠劲呢？”他话音未落，就有人探头喊道：“毛主席要见玢儿！”师徒二人面面相觑，连手上的汗都没来得及擦，便急忙跟着引导员进入了休息室。
展开剩余74%和她想象中的不同，气氛并没有那么紧张。伟人放下茶杯，笑眯眯地打量着她，开口竟是一句玩笑：“你为何姓左，怎么不姓右？”左大玢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地回答：“我爹姓左，我自然跟他姓呗。”她那天真的回答让屋内的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只有她自己脸红得像个熟透的苹果。几分钟的交谈后，紧张感完全消失。她坐在藤椅上，和毛主席聊起了家常，甚至还询问起他杯中的“竖着泡”的岳阳毛尖。
回顾左大玢与湘剧的缘分，这一切要追溯到1954年。那时她随家人从郑州迁到长沙，正巧赶上湖南省湘剧团招收童伶。她的嗓音并不出众，靠着一副清秀的外貌勉强留了下来。经过三个月的基础训练后，评估时她名列倒数，甚至有些人对她的未来表示怀疑。但左大玢并不气馁，她主动请求加训。每天清晨翻跟头，午后练嗓，晚上抄唱腔，嗓子哑得几乎无法发声，但她硬是把自己的嗓音从“闷桶音”练成了清脆的“银铃音”。半年后，她首次在省城剧院挑梁主演《追鱼》，一炮打响，瞬间成为团里的“当家青衣”。
谭君实对她既严厉又关爱。在排练《生死牌》时，他要求她的每个动作精确到寸，每一句唱腔做到字字入耳。即使她偷偷抹泪，也没有偷懒。正因为这种扎实的功底，才促成了她与毛主席那次意外的相识。接下来的几年中，每逢长沙有新戏，谭君实都会抽空去听一场。而每当他们在舞会或茶叙上碰面时，谭君实总是像宠爱晚辈一样，亲切地让她坐在自己旁边，给她夹菜、递茶。有时她羞涩得几乎说不出话来，但在人少的时候，她又会跳跳跳地数着他的手指：“主席，您有十个篓子哩！”这句话引得毛主席捧腹大笑。
然而，1974年8月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一篇批评现代湘剧《园丁之歌》的文章，矛头直指左大玢。一个月后，她接到通知，要前往北京“检查思想”。在工体的万人大会上，她站在台上，用浓重的湘音读着检讨词：“毛主席也讲湖南话，我就讲湖南话！”台下有嘲笑，也有叹息声。那一刻，左大玢以为自己的戏路已经走到了尽头。
然而，没过多久，毛主席在长沙观看电影时，特意点名要看《园丁之歌》。当影片中女主角出场时，毛主席拍了拍椅子扶手，惊讶地说道：“这不是左大玢吗！”身边的工作人员提醒他：“这片子是毒草。”话音刚落，毛主席转身问道：“毒在哪儿？我看得很好！”然后，他带头鼓掌，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批判声戛然而止，左大玢也因此得以回归舞台。
1976年，尽管毛主席健康状况日益堪忧，但他依然对湘剧念念不忘。湖南方面将一些戏曲胶片送往中南海，而拍摄任务则交给了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，导演正是后来执导《西游记》的杨洁。在《追鱼记》的一段中，左大玢饰演观音。一亮相，杨洁惊讶地拉住摄影师小声道：“观音下凡了！”这句赞美，最终成为了定论——电视剧《西游记》中的观音角色，非左大玢莫属。
1982年至1988年，拍摄团队辗转南北，荒山、古寺、雪峰都留下了她的身影。在拍摄《金蝉脱壳》时，由于山路狭窄，云桥道具摇晃剧烈，左大玢差点从悬崖上滑下来。剧务脸色苍白，但她轻描淡写地说：“观音有祥云护体，没事。”正是这股乐天劲，令她的观音形象深深植入观众心中。
电视剧播出后，左大玢的形象迅速走红。有人在寺庙里认出她，跪拜向她致敬，也有小孩好奇地问她“莲花座在哪儿藏着”。这份误认虽然令她感到有些尴尬，但她也认为这是演员最高的肯定。左大玢始终铭记：如果没有1959年那句玩笑，自己或许无法挺过那第一道坎；如果没有1974年毛主席的挺身相护，《西游记》中的观音形象或许早已换人演了。
岁月匆匆，人们记住了荧幕上的慈眉善目，却渐渐忘了她在戏台上飘舞的水袖。然而，左大玢始终将这一切归功于湘剧，归功于那位曾在后台温和地问她“你为何姓左”的老人。在戏台落幕，掌声熄灭时，唯有毛主席那一声爽朗的笑声，仍在她耳畔回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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