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59年5月的一个傍晚,湘江两岸的暮色渐渐浓重,湖南省交际处的后台却依旧灯火辉煌。那时,一群年轻演员正围绕着一面铜镜,反复调整着自己的头饰。年仅十六岁的左大玢拢着水袖,心中忐忑不安。今晚,观众席上坐着不少重要的首长,但她却不知道最中央那一位到底是谁。
随着锣鼓声的响起,《生死牌》的演出正式开始。前两折进行得十分顺利,但到了第三折,左大玢一登场,余光扫过台下正中央的那道高大身影,突然间嗓子紧绷,台词卡在喉咙里,怎么也说不出口。她结巴了三次,心中焦急万分。台下的掌声却越发热烈,幕布落下时,她几乎是跑着冲下了舞台。
师傅谭君实迎面走来,严厉地拦住了她:“又忘词了?练功时的那股狠劲呢?”他话音未落,就有人探头喊道:“毛主席要见玢儿!”师徒二人面面相觑,连手上的汗都没来得及擦,便急忙跟着引导员进入了休息室。
展开剩余74%和她想象中的不同,气氛并没有那么紧张。伟人放下茶杯,笑眯眯地打量着她,开口竟是一句玩笑:“你为何姓左,怎么不姓右?”左大玢愣了一下,下意识地回答:“我爹姓左,我自然跟他姓呗。”她那天真的回答让屋内的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,只有她自己脸红得像个熟透的苹果。几分钟的交谈后,紧张感完全消失。她坐在藤椅上,和毛主席聊起了家常,甚至还询问起他杯中的“竖着泡”的岳阳毛尖。
回顾左大玢与湘剧的缘分,这一切要追溯到1954年。那时她随家人从郑州迁到长沙,正巧赶上湖南省湘剧团招收童伶。她的嗓音并不出众,靠着一副清秀的外貌勉强留了下来。经过三个月的基础训练后,评估时她名列倒数,甚至有些人对她的未来表示怀疑。但左大玢并不气馁,她主动请求加训。每天清晨翻跟头,午后练嗓,晚上抄唱腔,嗓子哑得几乎无法发声,但她硬是把自己的嗓音从“闷桶音”练成了清脆的“银铃音”。半年后,她首次在省城剧院挑梁主演《追鱼》,一炮打响,瞬间成为团里的“当家青衣”。
谭君实对她既严厉又关爱。在排练《生死牌》时,他要求她的每个动作精确到寸,每一句唱腔做到字字入耳。即使她偷偷抹泪,也没有偷懒。正因为这种扎实的功底,才促成了她与毛主席那次意外的相识。接下来的几年中,每逢长沙有新戏,谭君实都会抽空去听一场。而每当他们在舞会或茶叙上碰面时,谭君实总是像宠爱晚辈一样,亲切地让她坐在自己旁边,给她夹菜、递茶。有时她羞涩得几乎说不出话来,但在人少的时候,她又会跳跳跳地数着他的手指:“主席,您有十个篓子哩!”这句话引得毛主席捧腹大笑。
然而,1974年8月,《人民日报》刊登了一篇批评现代湘剧《园丁之歌》的文章,矛头直指左大玢。一个月后,她接到通知,要前往北京“检查思想”。在工体的万人大会上,她站在台上,用浓重的湘音读着检讨词:“毛主席也讲湖南话,我就讲湖南话!”台下有嘲笑,也有叹息声。那一刻,左大玢以为自己的戏路已经走到了尽头。
然而,没过多久,毛主席在长沙观看电影时,特意点名要看《园丁之歌》。当影片中女主角出场时,毛主席拍了拍椅子扶手,惊讶地说道:“这不是左大玢吗!”身边的工作人员提醒他:“这片子是毒草。”话音刚落,毛主席转身问道:“毒在哪儿?我看得很好!”然后,他带头鼓掌,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。批判声戛然而止,左大玢也因此得以回归舞台。
1976年,尽管毛主席健康状况日益堪忧,但他依然对湘剧念念不忘。湖南方面将一些戏曲胶片送往中南海,而拍摄任务则交给了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,导演正是后来执导《西游记》的杨洁。在《追鱼记》的一段中,左大玢饰演观音。一亮相,杨洁惊讶地拉住摄影师小声道:“观音下凡了!”这句赞美,最终成为了定论——电视剧《西游记》中的观音角色,非左大玢莫属。
1982年至1988年,拍摄团队辗转南北,荒山、古寺、雪峰都留下了她的身影。在拍摄《金蝉脱壳》时,由于山路狭窄,云桥道具摇晃剧烈,左大玢差点从悬崖上滑下来。剧务脸色苍白,但她轻描淡写地说:“观音有祥云护体,没事。”正是这股乐天劲,令她的观音形象深深植入观众心中。
电视剧播出后,左大玢的形象迅速走红。有人在寺庙里认出她,跪拜向她致敬,也有小孩好奇地问她“莲花座在哪儿藏着”。这份误认虽然令她感到有些尴尬,但她也认为这是演员最高的肯定。左大玢始终铭记:如果没有1959年那句玩笑,自己或许无法挺过那第一道坎;如果没有1974年毛主席的挺身相护,《西游记》中的观音形象或许早已换人演了。
岁月匆匆,人们记住了荧幕上的慈眉善目,却渐渐忘了她在戏台上飘舞的水袖。然而,左大玢始终将这一切归功于湘剧,归功于那位曾在后台温和地问她“你为何姓左”的老人。在戏台落幕,掌声熄灭时,唯有毛主席那一声爽朗的笑声,仍在她耳畔回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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